文章介绍：
- 1、反洗钱业务中“高风险业务监测机制”是指什么
- 2、央行的这份报告含金量很高（2021年版）
- 3、央行重磅发声！涉及房贷、降准等问题 注意这几点
- 4、银保监：2020年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 落实"房住不炒"
反洗钱业务中“高风险业务监测机制”是指什么
具体可以参考以下文件:
以下文件为部分内容:
产品/服务风险和客户风险大多是通过账户来体现的。账户是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就金融产品/服务的提供与消费达成的协议，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实现载体，是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的焦点。因此，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控制主要就是对账户的监控。基于洗钱风险细分（Veyder，2003）[7]的风险评估，要依据国家法律、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专业机构指南、银行内控制度等，进一步划定风险等级，将账户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类。比如，“一锤子买卖”的现金存取业务的风险小，发售股票的持续业务的风险大。单一的存折存款账户因为不涉及到资金的转出和转入，而且每笔业务都由开户人亲自到柜台办理，所以洗钱风险小；相反，信托账户和公司账户洗钱的风险就比较大，因为一方可以轻易地代理另一方管理资金，来自犯罪活动的非法所得也易于与合法的营业收入混为一体，从而掩盖其非法性质和来源。如果某人在某家银行位于闹市区的营业部开立工资账户，其洗钱风险较小；但如果某人与FATF不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做生意，其账户被用于洗钱的风险就比较大。针对不同程度的风险，应该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1）对于低风险账户，执行一个完整的KYC程序就足以完成审慎监控的义务。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客户尽职调查》[3]文件精神，健全的KYC程序包括四点内容：1）客户接受政策；2）客户身份识别；3）持续监视高风险账户；4）风险管理。
（2）对于高风险账户，在KYC程序之外，还应该实施账户监控程序。不管是表内、表外资产还是以受托人名义者，都应以全球化为基准，设定若干账户属性警兆指标，严格监控其交易。如果账户流通量或者余额在规定范围内，只需要定期执行经过更新的KYC程序就可以了（Gill and Taylor，2003）[4]；倘若超过了警兆值，则需要实施标准监控程序和重点监控程序。
关于监控数据库的来源，依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KYC一体化风险管理》[2]的意见，可以考虑建立集中数据库和分散数据库。前者是通过统一设立和管理的数据库来监控账户余额、交易活动与支付情况，其优点在于任一分支机构都可以利用同一数据库系统来全面监控集团内部的每一个账户。后者是由各个分支机构自行建立有关账户和交易的数据库，因此，总行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双向沟通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可能将机构的风险降至最低。
（3）结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及FATF《40条建议》等，对账户的监控分为标准监控和重点监控。
标准监控执行常规的监控程序，主要针对的是账户正常存取范围内的异常交易（如突然与账户日常交易行为模式不符的一系列大笔交易）、账户的异常交易量、账户的异常条件、短期内重大的集中转入分散转出或分散转入集中转出交易、重大现金和支票交易、没有摘要的交易、圆整金额等，必要时可以借助同类参照组账户比较分析来判定异常交易（高增安，2007b）[9]。
重点监控是有选择的监控，主要针对长期闲置不用而突然活跃的账户、重点检查账户、境内账户（home account）、远距离开立以后未曾使用过的账户、经他人介绍开立的账户、政治公众人物（PEPs）的账户、账户主管的统计数据、客户偶然开立的账户（仅限现金交易）等。重点监控是在标准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于外国的往来银行账户，监控分析的内容还包括开户意图、外国银行的处所、银行许可经营协议的性质、对方银行的洗钱侦破与预防措施、国家对银行的规制和监管程度等。
对于私人银行客户，要强调开户审查与交易监控的有机统一。尽职调查的范围应该延伸到开户人的直系亲属和亲密伙伴。除了进行常规调查外，还要确认证明人的身份，并进行背景调查。尤为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并详细记载客户的财富来源、需要、预期的交易水平和类型。私人银行关系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可疑交易行为监测与报告系统要能够合理地评价客户的全部行为活动。
4．借助黑名单，防范洗钱的地理风险。
金融机构应该清楚在高风险地区开展业务、为来自高风险地区的客户开立账户、便利涉及高风险地区的交易所蕴涵的洗钱风险。黑名单是识别高洗钱风险的地区和客户的过滤器，又是金融机构有效的保护网。
黑名单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1）政府间组织或国际组织的黑名单，如FATF“不合作国家和地区”名单、恐怖组织名单；（2）外国政府拟订的黑名单，如美国国务院观察名单和《国际麻醉品控制战略年度报告》（INCSR）名单、美国外国资产监管局（OFAC）“主要关注”名单、美国财政部“主要关注国家（地区）”名单等；（3）本国政府编制的黑名单；（4）银行管理机关根据本行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的黑名单。
掌握了有关黑名单的信息，金融机构就可以制定或者修订有关风险管理的政策、程序或措施。对于来自黑名单国家（地区）或者机构的交易，金融机构必须特别谨慎。另外，政治公众人物是一个特殊群体，也应该引起进金融机构的特别关注。
5．积极参与国家反洗钱信息平台建设，加强部门间、机构间、区域间、国际间信息共享与合作力度，全面防止本机构被卷入洗钱犯罪活动之中。
央行的这份报告含金量很高（2021年版）
2021年 9月3日，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业稳健性评估以及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三个维度（合计17个专题）对国内外金融体系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季度发布）、《中国区域经济运行报告》（年度发布）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年度发布）等央行对外发布的三大报告，对于观察金融管理部门的思路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其中，始于2005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尤为重要。
一、基本框架对比：《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与《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
（一）从发布时间上看，2021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要比2019年和2020年提前三个月发布，提前这么早时间发布可能是要表达一些什么。
（二）过去几年的金融稳定报告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金融业稳健性评估以及宏观审慎管理三个部分。今年的金融稳定报告在保持前两个部分不变的基础上，将第三部门由之前的“宏观审慎管理”调整为“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内涵上更丰富，毕竟宏观审慎管理只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一部分。
（三）2020年与2021年金融稳定报告分别有20个主题和17个主题，其中有5个主题基本是相同的，即银行业压力测试、公募基金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分析、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存款保险。
（四）除以上五个主题外，今年的17个专题还包括宏观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国际基准利率、中小银行补充资本、互联网平台存款、逆周期资本缓冲、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包商银行风险处置、违规控制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机制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主题。
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理性看待宏观杠杆率的变化
宏观杠杆率是指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从金融体系（含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获得的债务余额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决策依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每季度会公布各部门的杠杆率情况，当然央行自身也会对各部门的宏观杠杆率进行测算（通常不会公布）。
1、债务或杠杆推动下的增长模式是常态，期间需要把握的便是其中的度，即债务或杠杆应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宏观杠杆率如果过高，则会导致不可控的债务风险，而如果宏观杠杆率过低，则意味着潜力还未被充分挖掘。
通常情况下“稳增长与防风险”中的“防风险”便主要是指在杠杆率上面做文章，即所谓的稳杠杆或降杠杆。事实上，近年来央行频繁强调的“保持M2、社融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一致”正是稳杠杆这一政策导向的重要体现。
2、目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便是希望能够用相对较少的债务资金、撬动经济较快恢复，即致力于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这主要体现在提升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压降高成本或不易被观察追踪的表外债务、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以更便利于实现市场化定价等等。
3、前面可以看出，杠杆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名义经济增长情况，二是债务增长情况。2020年受疫情影响，名义经济总量下滑明显、导致杠杆率大幅抬升，今年名义经济总量反弹较多、导致杠杆率亦有所下降，因此2020-2021年的名义经济总量应该要理性看待。
（二）特别提及“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在金融双向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短期跨境资本逐利性、易超调和顺周期性等特点很容易刺激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放大宏观经济波动，而央行和外管局近年亦均特别强调突出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防范问题（详情请参见央行和外管局2021年度会议释放哪些信号？），并于2017年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鉴于此，《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亦专门讨论“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1、2005年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08年金融危机前规模逐年攀升、危机后在大幅缩量基础上反复波动的特点（期间受欧债危机、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因素影响而明显波动）。
2、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性阶段性特征更为突出，具体看，
（1）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呈现双顺差、资金大规模流入的特征。
其中，08年金融危机前，直接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入规模较大；08年金融危机后，证券投资、外债等其他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入占比开始提升。
（2）2014下半年至2016年，我国经常账户呈现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外汇储备有所下降（期间经历2015年的8.11汇改）。
（3）2017-2019年，受到贸易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总体较为复杂。
（4）2020年以来，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特征更为突出，如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274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058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较为平稳。
3、IMF等相关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传导可以分为信贷膨胀、资产价格、未对冲外币借款、银行非核心融资、关联性五类渠道，且这五类渠道之间会通过反馈效应相互强化。同时IMF通过《二十国集团基于国家经验得出的资本流动管理一致性结论》（2011年）和《资本流动开放与管理：机构观点》（2012年）等文件构建了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框架。
4、我国主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措施来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于2017年提出了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即不以控制跨境资本流动为目的、而是着眼于应对系统性风险。
具体来看：（1）广泛适用性工具主要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杠杆率要求、宏观审慎压力测试；（2）分部门工具主要包括贷款价值比、债务收入比、分部门资本要求等；（3）流动性工具主要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外汇存款准备金等；（4）结构性工具主要包括银行间风险敞口上限等。
5、上述工具大多已在实践，下一步的方向包括（1）丰富对银行等各类交易主体全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箱；（2）研究开展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压力测试；（3）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方面从重事前审批转向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外汇批发和零售市场的行为监管，高度关注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等风险；（4）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如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国际合作。
（三）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近年多次被高层和金融管理部门提及，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建立了以第一支柱养老保险为主体、第二支柱职业养老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为补充的多层次体系，但目前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均还比较薄弱。
1、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主要有五大类举措：（1）在缴费阶段和投资阶段给予财税优惠支持；（2）实施个人账户制（即进入该账户的缴费可享受税收优惠）；（3）个人自愿参加；（4）可投资范围广泛；（5）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提前领取等。
2、目前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重要尝试，2018年5月1日我国在上海、福建（含有厦门）和苏州工业园区分别试点实施税延养老险政策，但目前来看存在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较为有限、手续相对繁琐、涉及多个领域、产品同质化等问题。为此后续的改革方向大致包括（1）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的个人养老金制度；（2） 探索 多种形式的激励政策；（3）将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都纳入第三支柱投资范围；（4）推进商业养老金融改革等。
（四）LIBOR退出，推动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和中国实践
1、英国银行家协会（BBA）于1986年创办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相互拆放基准利率，被广泛用作参考利率的金融工具。但是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10余家银行涉嫌操控LIBOR，导致美元离在岸市场定价出现较大偏离。2012年6月美国和英国的监管和司法部认定巴克莱银行在2005年至2009年间试图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并向市场隐瞒银行经营困境，最终巴克莱银行被英国和美国监管部门罚款4.5亿美元。尽管各国监管部门对LIBOR及与之类似的银行间报价利率进行改革，但效果不佳。
2、当然LIBOR本身确实存在一些缺陷：（1）选取的统计样本行主要以十几家大银行为主；（2）未采取集中统一的竞价交易制度，而是采取询价自选交易对手的方式。为此多数经济体相继宣布不再强制或取消LIBOR进行报价，如2017年7月英国金融监管局表明2021年之后不再强制要求LIBOR进行报价，转而培育基于实际交易的基准利率；2014年美联储成立替代参考利率委员会、2017年推出SOFR、2018年4月开始公布SOFR数据。
3、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完成了替代基准利率的遴选工作，即它们大多采用基于实际交易、单一隔夜期限的无风险基准利率（RFRs）作为IBOR类基准利率的替代。当然，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允许多个基准利率同时存在。
4、在基准利率改革方面，中国也在尝试（毕竟中国境内银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币风险）。具体看，2019年9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立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工作组，2020年4月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新基准利率相关衍生产品，2020年8月31日央行发布《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和健全中国基准利率体系》白皮书，2021年1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对基准利率改革可能导致的会计处理作出明确规范等。
三、金融稳健性评估
（一）银行业压力测试：新增传染性风险压力测试
相较于2020年，今年的银行业压力测试新增了传染性风险压力测试维度。
1、测试对象继续大幅扩容
今年选取了4015家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相较于2019年的1171家和2020年1550家大幅扩容。具体来看，主要增加了地方性银行。其中，城商行、民营银行以及直销银行基本实现全覆盖，农商行新增1001家。
2、轻度冲击下，2021-2023年GDP增速分别降至7.28%、4.78%和4.08%
受疫情影响，这两年的压力情景假设有所不同。特别是我们关注到轻度冲击下，央行假设2021-2023年的GDP增速分别降至7.28%、4.78%和4.08%，这就意味着2021-2023年正常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应分别为8%、6%和5%左右。
3、关注同业交易对手（新增）、债券违约（新增）等9大风险
（1）今年重点关注整体信贷资产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中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性贷款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客户集中度风险、同业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投资损失风险、债券违约风险与理财回表资产信用风险等九大类。
（2）和2019年相比，今年重点将同业交易对手风险、债券违约风险、中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性贷款风险等单独列出。
（二）专门提及“规范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对“规范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进行了讨论。
1、2020年底89家银行合计吸收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约5500亿元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已有一定规模，合作银行多以中小银行为主，一方面突破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突破了中小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不仅流动性风险等隐患较多，且与政策导向明显不符。
根据央行披露的信息，目前平台存款产品均为个人定期存款、以5年期为主，截至2020年底约89家银行（84家为中小银行）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吸收约5500亿元存款（较2019年同比增长127%），其中央行评级8级以上的高风险银行吸收的存款余额占比接近50%，其中某家高风险银行70%的存款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吸收的异地存款。
2、三方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互联网平台变相开展了代办储蓄业务，却没有受到监管。
（2）中小银行借助三方互联网平台突破了经营的区域限制。
（3）加剧了银行竞价揽储的行为，不仅推升了银行资金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存款市场秩序。
（4）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存款为客户存款、客户粘性低，但由于比较容易上量、导致中小银行依赖性较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银行流动性隐患。
3、明确限制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和异地存款
2021年1月13日，银保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详情参见互联网存款正式被终结，金融产品销售端格局将重塑），叫停了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的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目前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已经下架。同时2021年2月央行还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以各种渠道异地揽存（详情参见地方性银行异地存款将受限），2021年第一季度起将地方法人银行吸收异地存款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
四、构建系统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2021年8月17日，中央 财经 委第十次会议召开（详情参见中央重磅定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会议上一行两会、发改委和财政部做了《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进一步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进行了讨论。
1、目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的成果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十九大报告（2017年10月18日）明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另外两个是精准脱贫、污染防治），2018年9月金融委牵头一行两会发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中央 财经 委第十次会议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定性为“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阶段性成果主要包括控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各类高风险机构得到有序处置、企业债务和不良资产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得到稳妥化解、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 历史 峰值压降约20万亿元）、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面治理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强化对金融控股公司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方面。
以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为例，2021年2月7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宣告包商银行破产；2020年7月锦州银行财务重组与增资扩股工作完成；2020年7月监管部门依法接管天安财险等9家金融机构；2020年3月法院宣告合计占华信集团逾95%资产规模的主要核心企业整体合并破产；2020年2月安邦集团接管工作如期结束等。
再以企业债务风险为例，央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监测并处置了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如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华晨 汽车 、海航集团、华夏幸福、河南永煤、恒大集团等）。
2、做好常态化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中央 财经 委第十次会议亦提出继续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并更加强调“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以及“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因此后续将更突出机制建设，持续遏制各类风险反弹回潮、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增强金融体系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央行金融机构评级
央行自2017年开始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评级，2018年开始按季度进行评级、每年度至少开展一次现场评级，并根据评级结果区分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程度。具体来看，评级结果分为11级，分别为1-10级和D级，级别越高表示机构的风险越大。其中，评级结果1-5级为“绿区”、评级结构6-7级为“黄区”、评级结果8-D级为“红区”。“绿区”和“黄区”机构可视为在安全边界内。
其中，在评级结果为8级（含）以上的金融机构，为高风险机构，在金融政策支持、业务准入、再贷款授信等方面采取更为严格的约束措施。
1、高风险机构：城商行13家，农村机构271家，四省市无高风险机构
（1）大型银行、外资银行、民营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无高风险机构。
（2）130家参评的城商行中，10%（即13家）为高风险机构。
（3）目前122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271家农村金融机构（含农商行、农合行和农信社）为高风险金融机构。
（4）从区域分布来看，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地区辖内无高风险机构，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区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
2、推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一起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
（1）央行会定期向地方政府发送风险提示函，同时向相关监管部门通报高风险机构情况，推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2）央行向评级对象“一对一”通报评级结果、主要的风险和问题，约谈高管、下发风险提示函和评级意见书、提出整改建议，并对症提出诸如补充资本、压降不良资产、控制资产增长、降低杠杆率、限制重大授信和交易、限制股东分红、更换经营管理层、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要求。
（三）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供给侧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1、此前我国一直将最低首付比（等效于贷款价值比）等需求侧工具作为主要调控手段，供给侧的工具较为匮乏，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详情参见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政策剖析）算是对供给侧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突破。实际上，根据IMF2018年的统计，全球有至少39个国家将偿债收入比（DSTI）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图书馆，运用贷款价值比（LTV）管理房地产金融风险。此外，一些经济体还通过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风险敞口限制等控制房地产贷款增长。
2、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并非一刀期，而是体现出一定灵活性：（1）过渡期根据情况可以适当延长；（2）不同地区可以在第三、四、五档基准上按照2.50个百分点的增减幅度灵活调整；（3）资管新规过渡期内回表的房地产贷款不纳入统计范围。
（四）对问题金融机构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进一步讨论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对问题金融机构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讨论散落在多个专题中，如首次披露包商银行的处置过程、对金融机构问题股东以及对最后贷款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进行讨论等。
1、首次披露包商银行的风险成因和处置过程
（1）包商银行拥有员工10171人，自2011年北京分行成立后，包商银行总行高管、核心部门陆续迁至北京，北京成为包商银行实际总部所在地。
（2）自1998年开始，“明天系”陆续通过增资扩股和受让股权等方式不断提高其在包商银行的股权比例，截至2019年5月末有35户“明天系”企业共持有包商银行89.27%的股权，期间“明天系”通过虚构业务，以应收款项投资、对公贷款、理财产品等多种交易形式，共占用包商银行资金逾1500亿元（占当时包商银行总资产的30%左右）。
（3）2017年开始，包商银行风险逐步暴露，2018年开始“明天系”占款基本全部恶化为不良，外部融资条件不断恶化，战略重组受各种因素影响难以推动。
（4）包商银行事件影响面较广，其不仅拥有员工数量达1017人，还拥有约473.16万户（个人客户466.77万户、企业及金融机构客户6.36万户），同业负债规模超3000亿元（涉及全国约7000家交易对手），资不抵债金额达到2200亿元，机构更是遍布于北京、深圳、宁波与成都等地。为此，央行会同银保监会提出了“新设1家银行收购承接业务+包商银行破产清算”的处置方案。其中，未受保障债权及包商银行股东权益留存于包商银行。
2、金融机构问题股东（实控人）的处置启示
（1）金融管理部门在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实践中，也总结了金融机构问题股东或问题实控人的主要问题，如通过构建“隐蔽+分散”的控制结构来规避监管获得控制权、通过代理人等方式刻意规避或架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以关联交易掏空金融机构以及风险长期隐藏导致处置较为困难等。
（2）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问题股东控制金融机构的动机不纯、金融监管有效性有待提升（如对股东资质的穿透审查力度不足等）、金融管理部门缺乏必要的处置权力（如减记股东股权或责令股东转让股权的强制性等）以及司法实践有待加强（如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制度规范不够明确）等。因此在具体政策建议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也强调要严格股东准入和持续监管、研究 探索 风险处置中的股权减记以及进一步推动实质合并破产的司法实践等。
3、建立更加严格规范的最后贷款人机制
这一部分体现出央行对目前的最后贷款机制还是有点意见，主要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泛化、权责不对称等方面。
（1）1797年弗朗西斯.巴林在《关于建立英格兰银行的考察》中提出“最后贷款人”这一概念，随后这一实践在各经济体中多次被使用。
2011年FSB发布《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提出处置不应只依赖公共资金，应优先使用事先筹集的存款保险或处置资金，或者事后从行业筹集资金来弥补公共资金损失。2018年FSB在《关于支持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序处置的临时融资原则》中进一步明确优先使用私营部门资金、公共资金仅作为后备融资且需最小化道德风险的原则。
（2）就我国实践来看，最后贷款人职能明显泛化、权责不对称、对使用央行资金的机构缺乏相应的监督权限，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条件上与央行屡有博弈，因此央行提出应建立更加严格规范的最后贷款人机制：
第一，金融机构应首先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市场化方式筹集的资金化解风险，股东和实控人等应及时补充资本、承担损失，债权人依法承担风险处置成本。
第二，地方政府应承担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通过本级财政筹集风险处置资金，维护良好地方金融生态。
第三，存款保险基金、其他行业保障基金必要时以适当方式依法向风险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或补偿投资者损失。
第四，在以上各方尽最大努力之后，央行再提供资金支持。央行原则上只向陷入流动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且央行发放再贷款时、需严格落实担保措施。同时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采取限制业务活动、限制分红、限制资产转让、限期补充资本、责令或限制股东转让股权、更换管理层等方式加强对使用央行资金机构的监督。
4、存款保险制度已取得一定成效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2016年以来，存款保险对全国投保机构开展风险评价和费率核定，即对低风险机构适用较低费率，对高风险机构适用较高费率。事实上近年来，存款保险的风险处置平台作用已有所发挥，如对包商银行520万储户、2.50万家中小企业、5000万元以下机构债权给予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大额债权部分保障等。
（五）健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制
和资本市场更加重视保护投资者利益一样，前期赶快领域近年来面临的合规风险与声誉风险压力逐步增大，在消费者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金融管理部门亦督促金融机构加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以夯实金融稳定的微观基础。
央行重磅发声！涉及房贷、降准等问题 注意这几点
4月14日，人民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一季度信贷社融数据，并回应房地产金融、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热点问题。
央行表示，数据显示，一季度，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一季度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8.3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636亿元。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3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为4.37%，比上年12月低8个基点。
当前，国内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详解一季度产业贷款投放结构特点
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的结构数据被更多披露。4月1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今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8.3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6636亿元，这是统计上的高点。
其中，3月末，全部产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余额7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比同期全部本外币贷款的增速高0.9个百分点。一季度，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新增3.59万亿元，同比少增4215亿元。
阮健弘表示， 从产业贷款投放的结构上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长。3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29.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1.9%。
二是工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3月末，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长20.7%，明显快于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
三是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长有所回落。3月末，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增长13.2%，比上月末低0.5个百分点。
四是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快。3月末，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31.8%，比上月末回升了0.6个百分点。
阮健弘表示，预计未来信贷投放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支持经济复苏。人民银行将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此外，针对市场关心的长三角地区是否受近期疫情影响出现信贷投放收缩的问题，4月1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国。3月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人民币贷款分别新增1247亿元、3245亿元、3957亿元、1315亿元，同比分别多增222亿元、514亿元、1212亿元、391亿元。
阮健弘表示，3月末，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是11.4%，增量比年初新增了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的贷款增速高于全国。按可比口径统计，3月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分别为11.5%、14.9%、15.8%和13.7%。上海贷款增速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比全国高3.5、4.4和2.3个百分点。
新设两项专项再贷款 规模总计2400亿
按照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人民银行将创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4月14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两项新专项再贷款进行了介绍。
关于科技创新再贷款，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将通过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该工具支持企业的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支持范围按照科技部和工信部现有标准认定，金融机构自主选择范围内的企业开展融资服务。该工具适用的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储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额度为2000亿元，利率为1.75%。
在操作方式上，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后，人民银行按期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期限在6个月及以上科技企业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央行将通过该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普惠型养老机构提供优惠贷款，降低养老机构融资成本，面向普通人群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该工具推出初期先选取浙江、江苏、河南、河北、江西等5个省份开展试点，试点额度为400亿元，利率为1.75%。试点金融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7家全国性大型银行。
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对符合标准的普惠性养老机构项目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贷款利率与同期限、同档次LPR大致持平。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也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季发放。人民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
银行要灵活调整住房按揭等还款安排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受疫情近期多发、部分居民收入下降、房地产建筑营销活动受阻等因素影响，商品住宅销售额出现了下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也有小幅回落。但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整体较好，不良率长期维持在0.3%左右的较低水平。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风险情况，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整体较好，不良率长期维持在0.3%左右的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每1000笔个人住房贷款大约只有3笔暂时处于不能正常还款的状态。从历史上看，我国个人住房贷款质量与就业、收入关系非常密切，反而受房价波动影响比较小，这与有些国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数据显示，我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公积金贷款余额约7万亿元，两项合计超过46万亿元，对应大约1亿笔贷款。
邹澜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居民收入受到短期影响，存在推迟偿还月供、重新安排还款计划的需求，银行从贷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于此类特殊情形，也需要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2020年1月，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其中明确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四类人群，金融机构要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可不作逾期记录报送。
“从大型银行当时的实践来看，在疫情初期，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一度由0.29%上升到了0.37%；延期还款政策实施后，贷款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随着后来疫情缓解，居民收入恢复，贷款偿还很快恢复正常，到2020年末，不良率已经回到了0.29%的原有水平。”邹澜称。
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发，各界对延期还款的关注升温。邹澜表示，人民银行将持续关注疫情形势，指导银行重点做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对于正常还款有困难的客户，要区分是还款能力，还是还款意愿的原因；要区分是受疫情影响的短期还款能力，还是中长期还款能力，将延期还款政策落到实处。
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适当简化业务流程，聚焦重点客户群，因地制宜采取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是针对零售业务链条长、客群多样化的特点，要加大各层级业务培训，完善客户服务体系，落实征信权益保护，畅通投诉维权渠道。
此外，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已售住宅项目缓建停工、延期交房，人民银行也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指导银行综合项目实际、借款人意愿等，依法依规妥善协商处理，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多城银行自主下调房贷利率
邹澜介绍，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非常明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的确定遵循因城施策的原则，采用了“全国－城市－银行”三层定价机制。
具体来说，全国层面，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这是全国都要遵守下限政策。人民银行各省分支机构则指导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全国政策下限的基础上，确定辖内每个城市的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实践中多数城市直接采用了全国下限标准。银行则根据自身经营和客户信用风险状况，在各城市利率政策下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每笔按揭贷款利率的具体加点数值。
因此，邹澜强调，近期房贷利率下调主要发生在银行层面。3月，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全国已经有100多个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个人房贷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在20个到60个基点。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配合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全国政策范围内，下调了本城市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限，这是地方政府、银行根据市场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差别化市场调整，适应了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特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因城施策配合地方政府履行好属地责任，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
稳妥有序推动企业申设金控公司
自《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实施以来，近日，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金控公司设立许可已获批，目前还有三家已受理企业。央行宏观审慎局局长李斌表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目的是全面持续掌握整体经营状况，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稳健可持续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人民银行正按程序开展审批工作，并稳妥有序推动其他具备设立情形的企业申设金融控股公司。
李斌 强调，人民银行始终坚持监管初衷，在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过程中重点考量以下因素：
一是非金融企业应实质控制两类及以上金融机构，且所控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资产规模符合规定情形。
二是拟设金融控股公司的股东资质要合规，大股东核心主业突出，资本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规范、投资资金真实合法。
三是拟设金融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应当简单、清晰、可穿透，能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
四是组织架构健全，风险管理等制度有效，确保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以后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充足的资本水平等。
李斌表示，人民银行将持续推动具备设立情形的企业以申设金融控股公司为契机，摸清家底，推动金融与实业有效隔离，完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实现对金融板块股权的集中管理。
“这有利于提升后续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监管的有效性，促进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合规经营，防范形成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风险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助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李斌称。
对增量高风险金融机构建立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和限期整改机制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316家，数量连续六个季度下降，较峰值压降过半，金融风险处置进入了常态化阶段。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做好宏观和微观跨周期管理，争取走在金融风险曲线前面。
2021年四季度，人民银行完成了对439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央行评级。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机构评级结果在安全边界内（1-7级），资产占比约99%，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8-D级）316家，数量较峰值已减少333家，现有316家高风险机构总资产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家全国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优良，资产占比70%左右，发挥了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孙天琦表示，市场经济是有周期的，金融会随着经济周期起伏，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个别高风险机构。因此，既不要在经济上行期盲目乐观，也不要在经济下行期过度悲观。
在金融风险化解举措方面，孙天琦透露，央行针对增量高风险金融机构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和限期整改机制，将央行监管评级和早期纠正机制有序衔接，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要早认定早处置，认定要准、下手要稳、下手要快、下手要坚决。对评级良好的金融机构，探索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体系，对异常指标早发现、早预警，避免潜在风险演变为实质风险。
“2021年，金融稳定部门共发现有潜在风险苗头问题、个别指标出现异常的银行共274家，通过及时采取措施，推动了189家有序化解了风险隐患。其中，50%左右的机构在一个季度内就可以完成纠正。”孙天琦称。
对于存量高风险机构的风险化解，孙天琦表示，要安好既有政策和工作安排，严格压实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主体责任，压实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推动落实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孙天琦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完善有效制衡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推动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多渠道、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引导中小金融机构找准定位，服务当地、服务小微和“三农”，服务城乡居民；地方政府要加强信用环境建设，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此外，针对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孙天琦表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定位于由中央掌握的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协同配合。在常规金融风险处置中，主要由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依法依职责投入，不涉及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使用；在重大金融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方政府、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等各方，依法依职责充分投入相应资源后仍有缺口的，经批准后，按程序使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进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随着美元指数不断走强突破100，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备受市场关注。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与上年末大致持平，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的看，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外汇局在帮助外贸企业应对汇率波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避险产品管理外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36个百分点，企业套保比例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
展望未来，孙国峰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好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同时密切监测国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银保监：2020年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 落实"房住不炒"
2020年银行保险业发展方向如何？银行保险业是否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金融风险下一步如何治理？
银保监会近日召开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定调2020年银行保险发展方向。
2020年，要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协调、配合和政策指导。继续拆解影子银行，特别要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严格执行授信集中度等监管规则，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2020年工作重点有哪些
2020年，银行保险业监管重点任务有哪些？
根据记者梳理，银保监会年度工作会议主要涉及防风险攻坚、普惠金融、金融对外开放、中小银行治理等几方面重点内容。
银保监会强调，要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大力做好“六稳”相关工作，推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引导资金更多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在防风险方面，要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继续拆解影子银行；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要抓紧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强化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金融服务；加强社会服务领域金融支持，落实支持生猪生产金融政策措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在对外开放方面，今年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已出台政策落地见效。同时，完善公司治理，全面加强资产和负债质量监管，探索完善银行保险机构恢复与处置机制，抓紧研究确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等。
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是重点工作
2019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共处置不良贷款约2万亿元，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三年来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问题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保险领域重点风险得到缓解。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然是重点工作，没有放松迹象。
据穆迪测算，2019年前三季度，广义影子银行资产减少人民币2.1万亿元，到第三季度末时降至人民币59.2万亿元。2019年9月底此类资产占名义GDP的比例为62%，低于2018年年末的68%和2016年末87%的峰值。
此前，《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也提出明确要求：推动业务平稳过渡、规范转型；逐步清理压缩不合规的表外理财非标资产投资、表内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同业理财等业务规模，严控银信类通道业务；按照业务实质实施一致性、穿透式、全覆盖风险管理，严格适用相应的风险分类、资本占用和拨备计提等要求等。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此前表示，影子银行的治理是有重点的。“不是说影子银行都不好，这其中也是有合规的。我们治理的是高风险、不合规、加通道的影子银行，主要是隐藏风险、资金空转、作为掩盖金融风险工具的影子银行等高风险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
对于网络借贷风险治理，银保监会称，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机构数量、借贷余额及参与人数连续18个月下降。
对此，曾刚认为，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纳入其中，意味着互联网金融的整治还在进行中，今年有可能进入到收官阶段。作为防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将继续巩固过去已取得的成果，防止反弹，机构层面继续精准拆弹，分类施策。
实际上，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后，互金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已过去三年。2020年互联网金融严监管仍将常态化，行业的主旋律依旧是加速转型与退出。
网络借贷风险出清方面，根据零壹智库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共监测到平台6351家，其中非正常运营平台为6056家，仅有295家平台正常运营，存活率仅为4.64%，不足5%。
截至2019年底，共有9个省及直辖市宣布辖区内平台全部取缔，分别是湖南省、山东省、重庆市、河南省、四川省、云南省、河北省、甘肃省、山西省。
苏宁金融研究院报告表示，随着“强监管”以及更多正规持牌机构的介入，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然落幕。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已经逐步成为业界的共识和标配。
此外，会议还强调，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趋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市场乱象存量问题持续减少，增量问题得到遏制，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
2019年8月初，银保监会办公厅曾发文决定，在32个城市开展银行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工作，将严厉查处各种将资金通过挪用、转道等方式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超25%
中小企业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是名副其实的发展生力军、就业主渠道，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过去一年备受关注。
2019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从优化银行服务体系、完善直接融资制度、健全增信体系等方面对破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进行全面部署。
可以说，2019年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7万亿元，较上年多增1.1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约1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5%。民营企业贷款累计增加4.25万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5%。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超过55%，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1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切实民营和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会议明确，抓紧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再降0.5个百分点，贷款增速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20%。这与近期召开的国常会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路一脉相承。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应把民营和小微企业真正当成银行的“用户”，从信贷支持、直接融资、增信体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破解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更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抓紧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
早在2019年4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金融资产分类进一步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资产和负债质量监管，在现有五级分类基础上，细化分类规则，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尽快制定负债质量监管办法，提高银行保险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负债的稳定性和匹配性。
银保监会表示，要探索完善银行保险机构恢复与处置机制，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确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区分系统重要性与非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差异化监管。完善处置程序，压实处置责任，健全损失分担机制，形成健康有序的金融治理体系。
在业内专家看来，全面加强资产和负债质量监管，提高银行保险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负债的稳定性和匹配性至关重要。
曾刚表示，现在对整个金融资产的分类更加准确，更能及时反映银行真实资产质量，“2020年会推广金融资产分类过渡。”
他认为，总体来讲，随着整个银行业发展理念逐步趋于理性，加之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2019年下半年以来，在经历了个别银行风险事件冲击之后，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开始逐步缓解，目前流动性分层情况已极大好转。
发布于 2022-09-11 13:44:36 回复